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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4 23:24:52【3409754】
,“那个时候人被驯化得乖乖的,觉得这样是对的。” “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不好,她“奋力表现”,挑头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总理!捍卫解放28年来的革命成果!觉得自己很正义!” 到了“文革”后期,她已经没有资格参与革命,“我妈妈是‘反动文人’、‘帝国主义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我爸爸是大右派。哪个组织都不要我。” 她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愣往革命队伍里挤,“人家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最终,她还是因为“反军倒谢”(谢富治,“文革”期间任公安部部长,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被定为“反革命”。 “我儿子那时候两岁多,我在家写检查,他帮我抹眼泪。”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一听到楼道里‘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就心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斗。” 举着拳头,喊着口号斗她的,“都是我的学生,越是过去跟我关系好的学生,斗得越凶,学生说了,‘吴老师,我不斗你就没办法撇清关系!’” 儿子在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爷爷是黑的,你妈也黑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天能跟她住,“他夜里做噩梦,缩在被窝里哭……” “我也揭发过别人,说假话诬陷别人。我没资格指责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卑鄙!”她从现实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训,“那样的制度……太残酷了,一个人都不放过。” 1970年,70岁的冰心被派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练吧。” 到干校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下沙地捡石子,用这些石子在一个斜坡上垒起“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 杀鸡用牛刀 “权利不是恩赐和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农家女学校里,吴青给学员们讲自己亲历的历史,给她们念一个大学女生给自己写来的信: “我是河北师大地理科学专业大一新生。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受很深……社会上种种不公一次次消退了我们追求民主的胆量。真的,我们在慢慢变得只会抱怨,我们无思想、无追求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低头。您的话,和您为人民民主做的事更使我深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真正内涵……让我意识到,原来个人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权利。我过去对社会真的信心很小……” 陈恕认为,1982年是吴青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学校组织的一个“社区领袖”活动让她打开眼界,“她打那儿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有个同学是非裔美国人,他给大家讲美国民权发展史,讲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萨 帕克斯。吴青说这个故事就刻在她心里了,“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从小事做起,从点滴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推进民主。” 担任海淀区人大代表之初,上下都喜欢她,她手执《宪法》,解决周边环境问题、北外东西校区地下通道问题,敦促有关方面及时为街道更换路灯、补上被偷的下水道井盖…… 有人笑她“杀鸡用牛刀”,她很是赞同,“这其实都不是人民代表该做的,人民代表最主要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医疗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农民医疗保障……吴青承接着一个个政府各部门间互相推诿的皮球,“本应政府解决的事,因为不作为,就跑我这来了。” 当监督深入至体制内部,曾经给她颁发过奖状的有关方面开始对她不满意了,陈恕说自那时开始,“每一次换届她都会遇到各种阻力”。 2011年12月20日,吴青走出选民接待室,“那是我最后一天做人大代表。”她的眼泪涌了出来。 她随身带着母亲的相片,“有人说我利用我妈的影响力,没错,妈妈确实保护着我。” 她对台下那些学员说,“我现在不是人大代表了,我失去了一个平台,但我没有失去讲台,我向你们每个人要讲台,你们所在的学校、地区,如果需要,如果可以,我愿意到你们那里去给教师做培训!” “请你们给我讲台!”1 2上一页下一页 热点快评 冯海宁 农业部副部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会长高鸿宾对记者表示,自己不赞成媒体对“致癌牛奶”等的过度炒作。他说,“你说吃了致癌,它得吃几吨、吃几年才致癌啊?”(3月8日《中国青年报》) 近些年,“致癌奶”、“瘦肉精”等食品问题确实影响很大,但将板子打在媒体身上,笔者不能苟同。某些个例问题食品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一是因为类似事件在各地多次上演,二是因为某些食品标准在倒退;三是某些地方监管形同虚设。 在商品广泛流通的时代,一种问题牛奶就有可能让无数人受到伤害。所以,媒体对问题食品的高度关注是正常的,公众有知情权,需要这些信息,媒体不高度关注才不正常。即使说,媒体从高度关注变成了所谓的“炒作”,这种“炒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有益的,比如,能鞭策监管部门和行业企业进步,能给公众普及更多的食品安全知识。 不可否认,一些媒体喜欢追求“眼球效应”,面对同样的事件在表达上有些夸大,但要看到,绝大多数媒体是负责任的,遵循了新闻伦理。如果非要说媒体在炒作问题食品,那么,请问:如果没有问题食品,媒体拿什么炒作?我们不能把食品监管不力造成的结果归罪于媒体。可以说,如果没有媒体监督,今天我们的食品安全现状可能糟糕很多。 至于说“吃几吨、吃几年才致癌”,这种和公众“打赌”式的说辞,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倒不如真正下大力去研究解决如何让初级农产品更安全,让消费者更放心。况且,从医学角度讲,“吃多少吨致癌牛奶”才得病还真无法确切考量。我们不能对食品安全问题去“赌”,不能对明显是“致癌”或“致病”的毒牛奶、问题奶视而不见或变相为其辩白。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职能部门和监管者的心态。 说白了,这种说法其实是让消费者包容问题牛奶,因为以日常的消费量来看不容易致癌。但这种话出自监管部门官员之口,是在替问题食品辩解,或者为自己的失职辩解。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现代社会,按理说,哪怕一点点食品问题都应该高度重视,因为群众利益无小事,生命、健康更不是小事。不重视小问题就要出大问题。多为解决问题找方法,少为失职找借口,这才是官员应有的“共识”。 冯海宁 很多人往往认为,既然改革的阻力在于既得利益者,那么就要针对他们,剥夺他们的利益。但是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先不要急于不切实际地触动既得利益,期望一下打倒既得利益者,甚至断了他们的后路。任何一个层次的改革,如果其操作者持这种思维的话,改革注定要碰壁。这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思路。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华网北京3月9日电 (记者 胡锦武)规模化养猪、高密度水产养殖等造成点源污染,农药化肥残留、农村生活污水等形成面源污染,过去滥采乱挖带来的“地区灾难性影响”仍然存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环保厅副厅长雷元江提出,江西农村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对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威胁,亟待从国家层面纳入统一整治。 “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雷元江代表认为,当前江西农村地区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江西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鄱阳湖生态保护的重要制约因素。 “相当一部分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对畜禽粪尿未进行有效处理,污染相当严重。”雷元江代表认为,由于生产方式落后、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等原因,江西畜禽养殖业污染严重。 此外,雷元江代表还分析认为,农药化肥面源污染严重、农村环保基础设施落后以及历史上稀有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大量开采带来的环境遗留问题等,均是造成江西农村环境问题突出的“元凶”。为此他建议,应将江西纳入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范畴,保护好鄱阳湖这“一湖清水”。 鄱阳湖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江西境内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水系均汇聚于此,经调蓄后由湖口注入长江。鄱阳湖年均入江水量约占长江径流量的15.6%,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生态功能。 2002年国务院文件规定,征收机场建设费政策将于2005年年底执行到期,后来又将执行期延至2006年年底。2007年10月9日,民航总局官网公布机场建设费继续征收到2010年。2010年年底,财政部发布通知,从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继续征收机场管理建设费。本图文字内容据陈华伟调研 制图/采采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茂名市工商联主席陈华伟 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 林桂炎 通讯员 黄铁兵 摄 从1992年开征至今整整20年,机场建设费收费总额已超过千亿元人民币。有多少用于机场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从来没有相关权威审计公告。 按照“谁经营谁付费”原则,机场应以航空公司为收费对象,而不是旅客。 按照目前的机场建设费收费规模,只需三年,首都机场就能赚回一个2号航站楼的投资。 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 黄丽娜 林洁 陈晓璇 夏杨 长期隐藏在“坐飞机”这种出行方式中的机场建设费,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茂名市工商联主席陈华伟的质疑。 针对这项50元至90元不等的收费项目,陈华伟写了一份长达3000多字的建议:《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机场建设费”收费项目的建议》,提交给了第十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五次会议。 “这么多年来,机场建设费累计收了逾千亿元,但从来没有公开过具体数据。这是一项收费时间最长、收费范围最广、最没有法律依据、最不公开透明、引起最多反对声音的不合理收费,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悖。”陈华伟表示,对于这项收费,他会一追到底,看看它到底还要收多久,看看钱到底花到哪去了。 到底该不该收? 根据陈华伟的调研,从1992年起,我国开征机场建设费。收费依据是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财政部、国家计委、民航总局《关于整顿民航机场代收各种机场建设基金的意见》。 陈华伟说,这份意见是三个部门会商后出台的文件,既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也未经公众听证。它征收的合法性、合理性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民航总局和国家税务总局对机场建设费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民航总局认为机场建设费是政府性基金,国家税务总局则将其划归机场营业所得,即机场在运行中以旅客为经营对象提供服务而取得的收入。 陈华伟认为,将机场建设费作为行政收费说不通。行政收费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机场建设费的收费主体是机场,尽管机场属于民航总局管理,但机场也是营业性公司。 “这项收费属于典型的经营性收费。”陈华伟表示,即使民航总局强行给机场建设费戴了一个“政府性基金”的帽子,但“政府性基金”也不属于保证政府行使职能的行政收费。 陈华伟还质疑道:“旅客乘坐飞机过程中,只有安检、海关、检验检疫三个行政执法环节,对应的三个执法机构并不属于民航总局,更不属于机场,国家已有专门经费保障三个执法机构的正常运行。我国机场大多以企业实体的形式运作,而一些大型机场早已成为上市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机场为投资者提供回报是应该的,为何要向公众收费来补助机场?” 其次,陈华伟提出,机场建设费向旅客收取是错误的。根据规定,机场建设费收取的初衷是“专款用于民用机场的围栏、消防、安检设备以及其他安全设施的建设”,初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按照“谁经营谁付费”原则,机场应以航空公司为收费对象,而不是旅客。 “向旅客收取附加的机场建设费实际上是乱收费。如果收取机场建设费成立,那么乘火车是否要交‘火车站建设费’,乘公交车是否要交‘车站建设费’,乘船是否要交‘码头建设费’?” 陈华伟问。 到底收了多少? 20年来,机场建设费征收金额几度变更,从15元到100元不等的非固定收费到如今国内航班50元、国际航班90元的固定收费,皆由行政部门自行决定。 2011年,中国民航的旅客运量为2.9亿人次,以每人次征收机场建设费50元计,据此测算,中国民航仅一年收取的机场建设费就超过160亿元。 “这笔收费并非直接交由机场用于建设。根据规定,机场建设费一半上交国家财政,再返还民航总局用于机场补贴;另一半则留给地方政府做机场建设的投资,大多由地方发改委统一管理。从1992年开征至今整整20年,收费总额已经超过千亿元人民币。这笔巨资究竟有多少切实用于机场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从来都没有权威审计公告给予披露。”陈华伟说,这其中存在巨大的监管缺位和透明管理的问题。 更让陈华伟质疑的是,根据有限的数据显示,机场建设费已经属于暴利收费。 根据首都机场股份公司2006年的业绩报告,“飞机起降及相关费用为4.26亿元,旅客 凤凰彩票有玩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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